1938年9月19日，昆明街头到处都有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和捐赈点。

　　这天，昆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迟肇芬和女伴来到校门口捐助点，把衣袋里所有银圆全部捐了。

　　这个一掷千金女生引起了王汝贤的注意，这个一掷千金的捐助者也引发了当时昆明的各家报纸的报道。

　　迟肇芬的父亲迟兴周，又名迟从吾、迟从武， 7岁丧父，14岁时母亲又去世， 16岁的迟兴周和表哥李耀庭开始在川滇古道上挑山货做起了生意，之后两人合伙开办了商号天顺祥，天顺祥的分号迅速扩展到15个省份后，迟、李二人因两次是否捐款给慈禧太后而政见不合，迟兴周独自开创了商号兴泰号。

　　兴泰号以经营药材为主，在昆明、成都、重庆、宜宾等地都有分号。生意也十分兴隆，迟兴周成为昭通本地头号富商。

　　1924年，迟兴周在今天的德育街捐了2000两白银修建了“德育女子小学”。

　　德育女子小学从1924年一直持续办到1953年，修建后由国民政府管理，开设了小学所有的课程，是今天昭阳区四小的前身，因为当时别的学校不收女子，德育女子小学的修建完全解决了昭通女童上学难的问题，同时也打破了昭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这为之后昭通女生进一步升入女中和女师打下了基础。

　　1934 年 1 月整个昭通城昼夜通电照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城市一片欢腾，迟家在昭通城名声旺起。从此昭通进入了电气时代。

　　迟肇芬的两个哥哥未成年就夭折了，迟兴周因为两个儿子都未养成，1915迟肇芬出生后，迟兴周把女儿当作儿子来培养。

　　迟肇芬真的被父亲培养出了一个男儿性格，成为一个广交朋友，处世大度，深明事理，大事善思考，小事不计较的女中豪杰。

　　1935 年迟肇芬考取昆明高等师范学校，她命中注定了要担负起管理迟家万贯家财的担子。

　　西门地势低，面临挑水巷，台阶上去是一个大平台，平台对面和右边是两个照壁，刷得雪白的照壁上，一面画有花鸟鱼虫，一面是一个巨大的福字。左边是高大的门楼。

　　门楼进去是主院落，是迟家公馆的祠堂，专用于祭祖，轻易不开。再往前走的院子是迟家人生活起居接客待友的地方。

　　院子平整，院石规范，周围有大盆景，花盆都是特制的，上面烧制有“从吾”二字。此院有个月宫门通花园，花园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花开四季，美不胜收。

　　之外还有一栋西式小别墅连接一个假山，假山设计有一个秘密通道，顺假山高低上到地势高的东大门院落。这使得东西两院之间通道很隐蔽，一般人不容易发现。

　　迟兴周考虑的是当时社会不安定，大盗小偷案件频频发生，这样的设计使得西东两院既分离又相连，可藏可逃，可进可退。

　　1919年8月下旬，滇军旅长兼任四川泸州城防司令的朱德，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的唐继尧，两个人准备去四川参加一个发展国民革命军的会议。因唐继尧有事需要缓一段时间去川，于是朱德和迟兴周提前来到昭通迟家公馆，等待唐继尧。

　　1919年隆冬，朱德在昭通城逗留了15天，朱德住在昭通城北正街迟家公馆内，并且在迟家公馆会见了当时昭通的部分官员和绅士。1921年春，朱德随川滇军正式返回昆明。

　　迟家公馆的东门院子的设计风格与西门完全不同，主建筑大楼有两层各十多间，有宽敞的走道，低矮的石阶。迟兴周打算自己独立办兴周小学，这栋建筑就是教室，石阶低矮，走道又宽又平，栏杆又宻又牢，足以保护学生安全，主楼旁边还有一栋 二十 多平方米的小楼，他当时的构想是作为办公用房。

　　第二把房顶上每一条筒瓦的第一块，建筑上称之为头瓦，头瓦前端有一个九十度弯下的圆形部分称瓦当，这瓦当上必须烧有父亲名字：“从吾”，以作为永远的纪念。

　　这个瓦当是昭通迟家大院瓦当，瓦当上字为：从吾造作，从吾造作意为主人迟从吾造作，以永远纪念主人迟兴周（字从吾）。

　　当时会泽行政区划归昭通管辖，王汝贤是会泽支部的负责人，王汝贤通过组织认真调查，认为开明绅士迟兴周和朱德有源远流长的亲密关系，他的女儿迟肇芬又是个进步人士，可完全争取两人加入。

　　而迟家的公馆又严密又安全，可进可退，可藏身防身，是建个秘密组织的好地方，王汝贤在昭通发展的第一个员就是迟肇芬。地下党滇东北支部派人为迟肇芬主持了入党仪式，她宣誓的地方就是当年朱德住过的小楼。

　　当时会泽行政区划归昭通管辖，王汝贤是会泽支部的负责人，王汝贤通过组织认真调查，认为开明绅士迟兴周和朱德有源远流长的亲密关系，他的女儿迟肇芬又是个进步人士，可完全争取两人加入。

　　而迟家的公馆又严密又安全，可进可退，可藏身防身，是建个秘密组织的好地方，王汝贤在昭通发展的第一个员就是迟肇芬。地下党滇东北支部派人为迟肇芬主持了入党仪式，她宣誓的地方就是当年朱德住过的小楼。

　　从这以后，迟家大院就正式成了地下党滇东北秘密联络处。王汝贤在迟家公馆秘密发展了黄兰和、黄菊和、李孝文、李德仁等为党员。1942年王汝贤奉滇东北地下党支部之命离开了兴周小学，去当“云南救贫义勇军”书记，起程到鲁甸组织武装起义。

　　1942 年 73 岁的迟兴周在咽气前两天，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要求迟肇芬马上和曾泽生的翻译官周亚鹏结婚，并把积蓄和商号全交给迟肇芬管理，嘱咐迟肇芬把兴周小学办好。

　　同时嘱咐迟肇芬：那边的人来了，必须热情大方，他们都是干大事的人，以后必成大气候。记住四个字嘴紧手松。

　　1944年，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来迟家公馆找到迟肇芬，来人和迟肇芬对上了王汝贤和迟肇芬的联络暗号：两个很听话，两个多多关照，和连续三个应该的。

　　来人正是滇东北救贫义勇军组织者万良红。滇东北救贫义勇军斗争矛头直指反动统治的基层政权，受到了反动政权的四处围剿，牺牲很大，伤病人员又多，加上队伍的庞大而行动十分艰难。上级拨付的经费严重不足，常常揭不开锅，曾经躲在滇东北深山密林里靠野草树皮充饥。

　　这一夜迟肇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她卖掉了迟兴周辛苦一生留下的在重庆、成都、宜宾三个商号，将它捐给了领导的滇东北救贫义勇军，全部用作支持万良红、王汝贤领导的起义军的军费。

　　迟肇芬和万良红秘密商量，如果事情泄露，就说万良红是来帮她修学校的，迟肇芬要扩修兴周小学，支付给万良红一大笔钱作为扩修预付款。

　　万良红在将钱物带到游击队途中，这笔钱在滇东北救贫义勇军的发展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叛徒告密，消息泄露了，1945年4月，万良红、万良英、李朝学、阮应海四人在鲁甸被抓捕了。

　　会泽支部得知万良红被捕，马上紧急处理迟家公馆那个地下党联络处，那里有很多地下党人的资料，一旦落到对方手中，迟肇芬和许多生命难保。

　　事不宜迟，当晚王汝贤就动身赶赴昭通，到迟家公馆把有关联的资料该烧的烧，该带的带，全部处理完毕，不留痕迹。

　　迟家大院被封锁了，迟家大院被军警翻了个底朝天，但没获得任何地下党的资料。

　　万良红在牢里被提审了若干次，每一次都受到严刑拷打，他都一口咬定他不是，他只是个商人，是来帮迟肇芬修学校的。

　　在昭通枪毙万良红前的游街示众，轰动了昭通城，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

　　迟家人和兴周小学所有教职工和学生，抱着校长的女儿迟启凡等候在行刑队伍必经的兴周小学门前。

　　师生们早就听说他们的校长会判死刑，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带上黑纱，要和他们的校长作最后的告别，之后去行刑地点等候收尸。

　　押解着犯人的行刑队伍来了。犯人万良红和三个男犯背着斩条，戴着脚镣，双手被绑，走在前面，但眼睛直视前方，神态自若，视死如归。

　　迟肇芬任凭围观群众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她非常像什么也没看见，她女儿的哭喊声传来，她也非常像什么也没听见，迟肇芬呆若木鸡，木偶似的被人推着走。

　　所有兴周小学的老师和迟家人一直跟着人群，到了行刑地北校场，那里已经有装殓的人等着，棺木寿衣一应俱全。

　　迟肇芬也一口咬定是兴周小学要扩建，万良红是主动来揽工程，她只了解这一个姓万的是个建筑商，他来承包工程的，要先付一笔预付款，是自己年轻，无经验，就把钱给了他。

　　迟肇芬在法庭上哭哭啼啼说是自己对不起父亲，他辛辛苦苦一生就留下这几个商号还被自己这个不孝女折腾光了，请求政府给她做主，帮她追回这笔款子。

　　昭通人议论都说迟兴周这根独苗苗，娇生惯养，太不懂事，迟兴周白拉拉辛苦一生，一下子就被骗光了，还说“女人，干啥大事？”

　　而万良红在监狱里，也一口咬定自己以前根本不认识迟肇芬，他是因为迟家有钱，他听说兴周小学要扩建，为了把钱弄到手，骗得了迟肇芬的信任，从她手里搞了一大笔钱，这笔钱已经被他花光了。

　　当时的专员王凤瑞也不是傻子。他明白案情重大，万良红必须死。但对于迟肇芬他还下不了手。

　　三是说情的人太多，包括当时昭通县党部书记刘华昭，也认为迟肇芬一个小女子，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她纯粹是在管理学校中，经验不足，被万良红所骗，他不同意处死迟肇芬。

　　昭通县党部刘华昭坚持说：迟兴周的女儿迟肇芬在本案中只是个受害人，说她是，无稽之谈！

　　法院最后判迟肇芬过失犯罪，罪名是：迟肇芬对商号资金疏于管理，使得巨资流入贼人之手，客观上支持了土匪乱党万良红，造成了恶劣影响。

　　看到迟肇芬没有被处死，兴周小学的老师和迟家人拥在一起，高声喊着：校长，校长，我们在这里，您的女儿在这里！

　　万良红死了，迟肇芬被带回监狱，迟家的邻居杨县长主动当了担保人，杨县长交了大笔押金，当然，这笔钱是迟家出的，迟肇芬三天后被释放回家，继续担任兴周小学校长。

　　万良红牺牲后，万良红的游击队归王汝贤直接领导，不久王汝贤也暴露了，他被政府处死在他的家乡会泽。

　　王汝贤的头被割下挂在城门洞上示众，地下党人秘密安葬他的遗体时，他的头已经找不到，们在夜间用泥土做了一个假头，把他葬在他的家乡迤车镇。

　　这支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就发生的滇东北救贫义勇军农民起义，由于连续失去了两个重要领导，加上凶猛残酷的围剿，到 1949 年只剩下 200 多人，被编入中国人民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

　　1950年3月3日，中国人民二野所属第43师进入昭通城，正式接管昭通，随后，边纵第六支队第五十六团也进驻昭通城。

　　解放初，43师在昭通的通信异常艰难。为了方便与驻地各部之间的联系，迟肇芬除免费供给43师部分人员的吃住外，还将一辆吉普小汽车送给了……

　　过去，在迟家公馆那个地下党联络点的工作她从不过问，组织纪律也不允许她过问。

　　新中国成立后她虽然知道了谁谁入党的地点就是在她家的秘密联络点，这是有据可查的。但单凭这一点，只能证明迟家公馆确实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而谁也不可能证明她迟肇芬的地下党员身份。

　　迟肇芬为寻找当年地下党的关系，以验证自己的实际身份，走遍了滇东北大地。但那时受到反动派残酷的地下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她的上线是王汝贤，滇东北救贫义勇军队长万良红都牺牲了，而他们都是属于会泽地下党支部。

　　迟肇芬的上线断了，她找不到证人了。地下党为了营救她，派王汝贤销毁了她是党员的所有证据，物证也没有了。

　　更重要的是当她开始找自己的组织关系时，在迟家大院加入的李德仁、黄兰和、黄菊和、李孝文等人也被打成了分子。

　　不仅如此，因为杀万良红时最后定案也不是万良红是，还有别的许多原因，万良红领导的游击队，解放后一度也不被承认为革命队伍，迟肇芬的组织关系就这样耽误下来。

　　1953年，兴周小学停办，迟家的全部家产被占用办成了毛纺厂。1955年，在母鹿小学教书的迟肇芬停职，从此，迟肇芬在挑水巷靠给人写信打毛衣来维持生计。

　　1986年，在昭通地委统战部龙瑞麟以及昭通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呼吁下，迟肇芬的被落实政策，被安排在区三小领工资，这时她已经 71 岁，1998 年春天去世了，享年 83 岁。

　　迟肇芬被借用的兴周小学，直到 2011 年才落实政策，还给了她的女儿迟启凡。

　　2022年12月迟家大院住宅部分才通过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归迟肇芬后人。下图为迟家后人给法院送锦旗。

　　同时，迟肇芬、迟兴周父女的故事，也在地方史和党史资料里陆续出现，最先是见于会泽县关于地下党人蒋开榜、王汝贤、万良红的资料里，记录了他们设在迟家花园的地下党秘密联络站，也记录了迟肇芬地下党员的身份，记载了迟家父女以巨资支持的地下活动，之后，迟肇芬、迟兴周的名字，慢慢的出现于滇东北各县党史资料文章中。

　　注：作者邵聪琍女士为迟肇芬的同事，邵聪琍另有根据迟肇芬家事迹写作的小长篇纪实小说《山那边有个好地方》。

　　现已85高龄的邵聪莉女士写成《山那边有好地方》，内容为昭通迟家大院传奇父女迟兴周、迟肇芬捐巨款办学校、助抗战、支持万良红义军等故事，讲述了昭通迟家大院迟肇芬的传奇故事，其中涉及到万年红起义领袖万良红，万良红加入了领导的起义军，并在王汝贤的帮助下，找到了迟肇芬求助，迟肇芬卖掉商号，捐献巨款给起义军，帮他们渡过难关，结果万良红被捕…。